新加坡国立大学陈兴利：全球化与中国引领的国际新秩序｜大金融思想沙龙（第67期）

编者按

大金融思想沙龙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发起设立的高层次学术沙龙，分“政策领袖”、“学术名家”、“业界精英”与“青年学者”四个系列。沙龙通过“主题演讲+专家点评”的模式，对国内外货币金融领域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紧跟国际前沿、拓宽理论视野、深化研究协作，为推动“大金融”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大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搭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式的学术交流平台。第67期“大金融思想沙龙”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兴利博士担任主讲。

陈兴利博士在题为“全球化与中国引领的国际新秩序”的演讲中指出，商品贸易自由、服务业交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人员往来自由是衡量全球化最好的四个元素。接受全球化的国家比反对全球化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背景作为全球化的推手，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落后与中国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现象。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以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如果要引领全球化，将会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

以下为根据速记整理的演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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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什么是全球化？为什么说中国要引领全球化？为什么要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论述新的经济体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新经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化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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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

1.全球化的定义及发展阶段

全球化的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最好的定义就是欧盟标准的四个自由——商品贸易自由、服务业交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人员往来自由。这四个自由是阐述全球化最好的元素，评量全球化就从这四个角度去考虑。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是全球化的推手。全球化有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在商品市场实现价格的一体化；二是，在劳动要素市场实现要素价格的一体化。从供应侧和需求侧实现自由化的平衡。从全球的角度甚至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全球的不公平性，也就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公平性。因此货物、服务业、人口以及资本的流动这四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对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给全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从图1世界人均GDP增长率的直方图中可以看出，17世纪到18世纪的100年之间，全球人均的生产总值是没有增长的，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100年，全球人均的产值就增加了200%多，20世纪虽然经过两个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更明显，在20世纪人均产值增加了900%。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几个要点：第一，全球化提高了个人生产力，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实在的利益；第二，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与全球化为人类带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处。同时接受全球化的国家经济比抵制全球化的国家增长的更快，在图2中，我们把第三世界国家分成四类：第一类全面拥抱全球化；第二类相对公开；第三类相对反全球化；第四类严重反对全球化。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被归在第三类，虽然没有拥抱全球化，但是东欧里面的国家也有经济自由体，在各个不同阶段，拥有全球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反对或者局部推进全球化幅度更大，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全球化是有好处的。

1820年以后由政策和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被分成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820-1914年，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到第一次大战。这是因为大英帝国是在打败拿破仑以后才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在打败拿破仑以前英国是殖民地强国，但不是欧洲强国。在这段时期，富国跟穷国之间的物价差异下降了81%，货品流通的全球化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人员流通也无障碍，到达不同国家并不需要护照，只要是有钱能够买到你想到达国家的船票，你在那里就是移民；在金融融合程度方面，60%的国家从完全隔离的市场变成了综合的市场。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是有地缘政治背景的，是帝国范围之内的全球化。

第二个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50年。经历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以后，不同国家之间形成贸易壁垒，全球化基本被取消，国与国之间物价差异翻倍，移民停止，世界金融流通也停止了，结果就出现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现象。也就是说，大英帝国没落了，而美国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不是世界第一政治军事强国，结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国没有办法取维持它的国际责任，美国也不承担国际责任，结果就引起了大国之间的无秩序争霸，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个阶段就是1950-2000年。两次世界大战后，大美帝国成为军事强国，就用它的国际秩序即第二波全球化。这一波的全球化，不同国家的商品价格差异减少了92%，其中74%是因为政策的关系，26%是因为科技发展的关系，交通运输成本降低了，哥伦布时期船载重是100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商船载重已经是万吨级了，现在的商船载重是10万吨级。

2.全球化的背后推手

第一，是国际政治秩序，有国际政治秩序才有可能全球化，也就是地缘政治背景；

第二，是科技革命背景，能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是那些富有的、具有主要控制地位的国家政治取向，如美国第一次大战崇尚自由贸易主义。

国际政治、科技进步，还有霸权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取向，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全球化最主要的推手。减税政策推动了第二轮的全球化。WTO的前身GATT的第一轮的减税，使关税从80%左右降到了52.7%，在最后一次的乌拉圭谈判中，商品贸易的平均关税率降到了13%。再用减税的办法推动全球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了，税率已经很低了，就算多哈回合能成功，最多也能降低5%、10%，不可能降到零以下。所以这决定了下一轮的全球化不能用减税的政策推手去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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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引领全球化

1.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

第二次全球化的推手主要就是美国的霸权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秩序，也就是贸易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比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基本上没有人口全球化，只是商品、服务业和资本的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的全球主义用自由贸易作为制衡苏联的一个重要目标。奥巴马重返亚洲的理论，即军事上重返亚洲，经济上就遵循TPP，用全球自由贸易化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比当时的苏联明智，因为美国的全球化给它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利益增加以后苏联最终就解体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西方会反全球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如亚洲，特别是不如中国了。所以在这些背景下要推动深层次的再度全球化，可能需要考虑地缘政治的大格局，经济全球化只是地缘政治大格局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去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是代表一个社会的运动，它可能会有一点回头，但是不可能出现逆转。WTO多哈回合从2001年持续到2017年，是最长的、基本上没有结果的贸易谈判。现在暂时也说不清楚WTO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这几年大家都不怎么提及多哈了，WTO这个国际机制可能已经走到头了。从2013年开始，世界贸易的增长落后与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大概是4%到6%，2013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大概是3%到4%，而国际贸易增长是在3%以下。所以这次世界贸易放缓肯定有结构性的原因。

美国在二战以后的第二次全球化占据了地缘政治的领导地位，而现在为什么又是第一个说要再全球化呢？这是因为美国现在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公平贸易，特朗普的公平贸易的定义就是经常账户的逆差要为零。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寻求重新建立全球化秩序的方法。历史数据表明全球化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有些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在反全球化。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为国家带来了利益，但是利益分配不平衡。十年前美国拿最有钱的10%对比最穷的10%，可是现在却是拿最有钱的1%对比最穷的50%，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为什么美国人这样没有自信呢，美国一向是全世界最自信的民族，但现在突然变成全世界基本上最没有自信的民族，因为全球化的得益者集中在美国国内少数的1%的人的手上。

2.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上的崛起是中国的一个机遇。

第一，美国现在好像不再愿意担当全球化的大棋手，老大不愿意当，肯定就要看老二，这是自然现象。同时老二有机会担当老大，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就营造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当然中国期望背后是扎实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大概在25%-30%，最高达到35%-40%，平均就是30%左右。第二，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5%，储蓄率占全球储蓄率30%，中国的资本向世界流通转移，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新平台，而习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提到，中国不是要建立新的平台。全球化为全世界带来两个好处：一是长时间的增长；二是很低的通货膨胀率。在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了。如果非洲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电子银行。现在是有钱的国家在反全球化，贫穷的国家相当拥护全球化。中国是第二轮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从2001年加入WTO到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同期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20%。现在基本上不是反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重新定义和缔造一个新的全球化秩序。不管穷国还是富国都在全球化下都得到了好处。特朗普就职之前说要征收45%的关税，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当选总统以后干了两个事，一是北美重新谈判，而没有退出NAFTA；二是退出了还没有执行的TPP。他明白如果退出全球化过程，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陷入是萧条而不是衰退，所以特朗普只敢讲却不敢做。现在全球经济秩序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背离这个制度，后果是不可衡量的。

非全球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取向，重新全球化是唯一的选项。但是衡量全球化的货物、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四个方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特朗普坚持两点：一是不能有移民，二是说奥巴马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现在制造业的平均关税率只有5%以下，所有的平均关税率也是在13%左右，再降低关税推动力也不大了，需要想一些新的方法，如非贸易的降低标准的手段，但是劳动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标准这些不是国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问题。所以下一步的全球化可能会牵扯到最麻烦的别国的内政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是越来越不好走。

关于美国的TPP有几个问题：第一，TPP有六千页长。在谈判过程中，很多国家把很多条文塞进去，是牵涉国有企业、汇率、环保标准、劳动标准、专利标准等的高标准。可问题是标准越多，牵扯到的国家主权领域交叉的越大。就算TPP在美国批准，美国国会也有可能会挑战它的。奥巴马所谓的重返亚洲就把贸易过分地战略化了，从这一点考虑，特朗普否决TPP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二，贸易协定的平稳过渡需要这些国家的经济有相当程度的结合和配合。在TPP中，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的国家，也有越南这样的国家，对付越南的话，TPP就没有可能出席的，所以中国后来不吭声是有理由的。自由贸易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创造新的贸易量还是只是贸易转移。之前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现在改从越南进口，这对全球经济是没有促进作用的，这一点大家要考虑。

中国的贸易地位是取决于贸易协定或者更深层次的关系。中国的储蓄率是40%-50%，可以盖很多工厂，并且不计入盖工厂的成本，因为盖工厂的钱不是借来的。中国有很多更新设备和投资资金的来源。美国的赤字为什么这么大呢？一是从赤字可以看出贸易地位，另一个是假定储蓄率和投资率出现空档，就得用进口来填补。假如美国贸易逆差，储蓄不足，问题就严重了，不管用什么样的贸易协定，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基本现实。所以现在唯一可行的政策途径就是重新自由化，重新定义一套全球化的贸易规则。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贸易量和工资都大幅增长。图3表示的是各国2002年-2012年小时工资率的增长速度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GDP的比例情况。其中，中国的小时工资率的增长是全世界第一的。巴西到2012年还好，但以前的增长在2013-2016年基本上全吐出来了。我们的进出口数量从1980年改革开放前期占GDP的20%，增长到高峰的65%，现在是GDP的40%。我国的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180美元增加到今年年底接近9000美元。所以中国在美国人定义的游戏规则中成为了最大的得益者。

美联储副局长斯坦利·费希尔说，美国今后一二十年的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大概是2%，现在假如中国面临经济转型期，完成“三降一去一补”的话，估计中国今后10到15年的经济增长低点是5%-6%。按照这样推算，到2029年，中国的名义GDP很可能会比超过美国。在实际购买力平价的对比上，中国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美国。2015年在制造业增加值方面，中国的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全世界最高的。第四个工业革命是制造业革命，如果这次工业革命掌握得好，中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自从2005 46 33744 46 15756 0 0 2733 0 0:00:12 0:00:05 0:00:07 3124汇改以后的十几年内，人民币大幅升值，但中国的出口份额即使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也是不断增长的。2015年，中国的出口大概占全球出口的15%左右，制造业成品出口占全球制造业成品出口的20%。但两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寒冬，但有新兴产业在支撑着。目前中国基本上就是资本输出国。中国外汇储备大概是3万亿左右，数目惊人。如果加上CIC和外汇管理局，中国将有4.2万亿到4.3万亿的外汇。

3.中国在领导世界再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第二轮的全球化是关税改革，即降低关税，但是现在这个方法在再全球化中行不通了，需要有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再全球化需要中国方案，以前的方法都行不通了，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和阐述方式，如果没有新的中国方案提法，是不可能成为再全球化的推手的。在主要西方经济体系里，中国的声音并没有发表出来，甚至还不清楚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全球化的第一个中心的就是商品全球化，这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商品贸易自由化就会带来不平衡的问题和流动账的缺口怎么从资本账去流通的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以及资金流动方面依赖的体系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组织操作体系中，中层干部体系中的参与量还是很低的，中国要做全球化的推手，却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今年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大概9000美元，在全球排第74位，这个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5%。这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要领导全球化，需要为全世界提供所谓免费的公共产品，可是在全世界排第74的情况下，国内的老百姓愿意拿钱出来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第一次全球化背后最大的推手是大英帝国，第二次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第三次全球化假如没有主要的推手的话就比较麻烦，世界多极化了，多极的世界在地缘政治上是非常不稳定的，下一波全球化将面临很现实的地缘政治问题。

同时我们也存在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全球贸易量里面，大约有1/3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贸易。中国现在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公司，但没有国际化，比如国内财富500强央企排名很高，而全世界的销售量比例很低。在全球化的推手里面，企业界是没有配合的。谁来担当全球化实际上的棋手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和公司产业，还处在追赶的阶段。图4表示的是中国高技术水平出口增长趋势，中国在全球中低技术水平的产业中占全球出口数额的50%左右，而高端水平产业出口只有30%，总体技术水平还处在中低层。以色列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都在4%以上。中国的PPP个人所得大概是一万三、四，韩国在这个水平时的高精密技术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0%，中国到现在也只有25%，中国是大但还不能说强。在所有出口里外资的占比一般在大概在40%左右，而他们在高科技产品比例出口中占到了70%，所以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很大部分是来自外资企业。相比过去85%-90%的外资出口比例，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是提高了，但外资在中国高科技中还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以前在国外生产东西，现在特朗普鼓励它搬回去。中国以前所有原材料都进口，现在越来越多的原材料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包括高科技的原材料。学界低估了中国技术进步，比如说每一部苹果手机只为中国创造了几块钱美元的增加值，认为中国吃亏了，这可能是2010年的数据，但是2016年技术进步很快，现在苹果手机有一半的供应商都是中国的供应商。在2010年每一部苹果手机只为中国创造了6、7块钱的增加值，到现在一半的苹果手机的供应商是中国企业，就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这几年科技的进步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苹果手机的766个供应商中，有346个是来自中国的，7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中国零部件企业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会这么快。    2013年中国付给外国的专利费1280亿美元，中国收进来的专利费只有10亿美元，差了128倍，中国技术水平是在不断提高，可是还有一段路要走。

全球化最重要的就是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肯定会存在贸易逆差和平衡经常账户逆差的问题。我们现在用的机制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由于美国现在不愿给多边机构增资，多边机构就没有钱来应对在全球化扩大过程中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经常账户危机。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要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必须要有新的技术。而中国真正的问题来了，经常账的差只能从资本账去弥补，所以中国要做推手的话，资本账要开放，但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是不允许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

4.中国的资本账户不能开放的原因

第一，中国M2对GDP的比例为210%，是全世界最高的，这意味着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出现动荡，国内会出现大量的人民币兑美元的需求。四万五千亿的外汇也就是30万亿人民币，而M2是150-160万亿人民币。根据IMF最低安全外汇保证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刚性需求也需要两万五千亿美元，中国虽然名义上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但是外汇流失的空间不大，中国是不能经受人民币冲击的，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中国去年个人所得税第一次超过1万亿，而GDP有75万亿，个人所得税与GDP的比例为1.5%，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在17万亿的国家税收总额里面，个人所得税只有1万亿，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总额的比例为6%-7%，这一比例在全世界也是相当低的，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税收比例都有15%-20%，说明国内有很多有钱人很少交个人所得税。由于边际税率是45%，资本账户一旦开放，钱流通到国外就会省下这45%的税。中国要开放资本账户，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将面临严重外汇流失的问题。

中国的储蓄率为30%，GDP占全球GDP的15%。在高增长的年代，中国人愿意把钱放到国内，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产业过剩问题，可以进行投资的地方不多。如果资本账户开放，根据财务管理中的资产分散原则，资本会往回报率最高的地方流动，因此在中国除了税收会引起资金外流外，保险业和国民储蓄中的套利需求也会引起资金外流，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引发抛人民币买美元的现象。中国央企的钱很多，资本账户一旦开放，央企的国外投资需求增加，也会造成人民币需求的压力。

第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的利率就成为人民币回报率的标杆。中国如果开放资本账户，美国的货币政策就会导致大量未预期的人民币流动压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不开放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就弥补资本账户的差额，失去这个弥补机制后，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推手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5.再全球化需要考虑的新问题

过去全球化存在的负面问题有：第一，过去的十几年，金融业过渡全球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低度全球化，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落后国家增长率不足等问题；第二，过去国家间的不平衡问题是南北之间的问题，现在南南之间、北北之间也有分歧，全球化的共识更难达到了；第三，财富和生产力高度集中对全球化是相当不利的，全球化追求的是机会公平平等，而技术和财富的集中，不是用政策就能改变的，是与公平背道而驰的。

社会保障比较好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北欧，这些国家基本上不反对全球化，社会保障不好的国家就会反全球化。中国在领导全球化的时候，如果考虑别国国内老百姓的想法是很难做到的。中国要考虑基本问题是：第一，从世界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投资超过GDP的35%-40%，超过以后变成了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而中国有40%以上的储蓄率，储蓄太多，而能投资的地方太少，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内金融体系是无法稳定的。第二，在最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方面，熊彼特的经济理论是投资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是波浪式的，不是直线的，所以投资和储蓄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问题是混业经济和单业监管，这个矛盾不解决的话，就很难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

虽然美国反全球化，但特朗普只敢说不敢做，他就干了两个事，一是TPP，二是NAFTA重新谈判。他明白美国需要全球化，如果没有全球化美国经济马上陷入萧条。现在全球化的条件和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平衡大家的要求。去年欧洲从英国脱欧开始反全球化，而德国现在已经在全面拥护全球化。欧盟和中国的占全球贸易量的30%，美国只占14%，如果欧盟与中国达成共识，共同作为全球化的推手，美国就会跟着欧盟和中国走，现在也有相当多的国家支持全球化，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结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释放大量的生产力，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中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10-20年以后驾驶员这个行业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会消失，这意味着由于技术的进步，过去很多的工作种类会消失，每个国家都将会面临重新安排就业的问题，国家和社会的压力会很大，因此再全球化需要考虑每个国家的就业问题。

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事实就是，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重新定位国际秩序。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产生新的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成为新的霸主，德国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和自动化，前苏联追赶不上美国的速度，结果苏联解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果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世界秩序就会重新安排，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

6.“一带一路”与全球化

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与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定了270多项具体成果，这是相当成功的国际合作会议。习主席提到的“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自由贸易，二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提及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自由贸易和基建出口。

这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不仅没有参会，印度外交部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的风险”的文章。印度外交部提到“一带一路”的第一个风险是中国不按照国际标准办事，不透明，不是多边机制而是双边的；第二是中国没有看到“一带一路”接收国的偿还能力，比如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前总统时期，中国接收了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借给斯里兰卡12亿美元，结果后来总统下台了，最后把12亿美元就债转股了，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和巴基斯坦。印度是大国，但国内还有三亿左右的人口没有电，有两亿左右人口是断断续续有电的，巴基斯坦的基建主要是发电，中国给巴基斯坦建电厂，就会导致巴基斯坦的电多于印度，印度当然就不高兴了。第三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有一些权贵集团把他们的个人项目放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上去了，这几个问题都是印度提出来的，中国也很重视。这次中国给丝路基金1000亿人民币，在2015年的时候给了3000亿人民币（400亿美元）。给了国开行2500亿，这只占国开行2016年年底国外放贷的1/3；给进出口银行1300亿人民币，只占它2016年年底国外贷款余额的21%。这次峰会有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一是，把援助和经济效益分开了，另外设立了10亿美元注资的南南基金专门用于援助，而“一带一路”基金不能用来提供援助，这只是初步构想，还需要落实；二是，中国与IMF签的工作协议，就是想把“一带一路”形成多边机制。

当初中国“一带一路”准备走出去时，没有人愿意来借钱，这次来的有29个国家元首、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甚至北美、南美以及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加峰会了，他们认为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共同繁荣的概念。这些国家的参与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一些好处：第一，这些国家特别东南亚国家，它们的偿还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国家申请中国的项目时，我们可以挑选比较好的对象去放贷；第二，比较有经验的国际机构的参与，可以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一带一路”贪污的指责；第三，不要把“一带一路”当成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排头兵，要把援助和经济效益分开，使“一带一路”政策的政治色彩最小化；第四，美国也参与了十项协定，并没有指责中国把基建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美国和欧洲的参与，使日本也松了口。现在中国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带一路”政策贵在执行。如果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真的退出对国际承诺，中国不插手就会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全世界多极化的结构就会变成多极化的不稳定，在加大参与度时的国内的条件也是对中国相当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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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启示

第一，衡量全球化最好的四个元素是商品贸易自由、服务业交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受益越多，地缘政治、科技革命、霸权国家的政治取向作为影响全球化的主要背后推手，将全球化进程分成了三个不同时段。

第二，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美国现在不再愿意担当全球化的棋手，而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崛起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希望，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平台。

第三，中国要引领全球化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层干部体系中的参与度不足，缺少结构性支持；中国人均收入偏低，还不能为全世界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中国的科技和公司产业还处于发展阶段，高科技产业占比不足；中国的资本账户还不能开放。

第四，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和共同繁荣理念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撑，但“一带一路”政策贵在执行。

文章整理 王平

图文编辑 张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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